年悦:类型融合、微宏叙事与身体景观——21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电影创作生态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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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年悦,女,内蒙古兴安盟人,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

  体育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在中国具有其内在历史传统与广阔发展前景,其创作实践是一个不断尝试、开拓和丰富的过程。《电影艺术词典》将体育片概括为“反映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必须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的体育竞赛场面。为适应内容的需要,在导演和摄影艺术上往往更注重节奏感和动作性。在演员选择上有时甚至起用专业运动员。”[1]可见,体育片在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体育故事片,并以体育运动与电影思维双重视觉刺激构成其作为类型电影的独特魅力。

  中国体育片开山之作可以追溯到1928年明星公司出品的影片《一脚踢出去》(又名《同学之爱》),这部旨在“提倡体育与平民教育”的影片在当时《申报》广告中以“滑稽爱情体育电影”为号召,且被评价为“新鲜、别致、热闹、兴奋”。[2]此后,《体育皇后》(孙瑜,1934)、《健美运动》(但杜宇,1934)、《二对一》(张石川,1934)、《破浪》(关文清,1934)等体育片问世,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创作集中表达了体育救国的思想,以及对健美身体与健全精神之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个小足球队》(刘琼,1956)、《女篮五号》(谢晋,1957)、《水上春秋》(谢添,1959)、《冰上姐妹》(武兆堤,1959)、《碧空银花》(桑夫,1960)、《大李、小李和老李》(谢晋,1962)、《女跳水运动员》(刘国权,1964)等体育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力图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与优越性,凸显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乳燕飞》(孙敬,1979)、《沙鸥》(张暖忻,1981)、《黑眼睛》(戚健,1997)等影片将体育运动与民族精神相联结,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也更为关注人的个体生命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体育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热点之一,尤其在2001年中国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热烈氛围之中,国产体育电影创作不断涌现。这一时期产生了《防守反击》(梁天,2000)、《女足九号》(谢晋,2001)、《少林足球》(周星驰,2001)、《女帅男兵》(戚健,2002)、《棒球少年》(戚健,2002)、《我是一条鱼》(李鸿禾,2002)、《跆拳道》(麦丽丝,2003)、《头文字D》(刘伟强、麦兆辉,2005)等影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体育电影掀起了奥运电影创作热潮,产生了《隐形的翅膀》(冯振志,2007)、《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侯咏,2008)、《买买提的2008》(西尔扎提·亚合甫,2008)、《破冰》(徐耿,2008)、《闪光的羽毛》(马会雷,2008)、《大灌篮》(朱延平,2008)、《12秒58》(陈学人,2008)、《许海峰的枪》(王放放,2012)等影片。这些影片以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创作背景,涉及了更为丰富多元的体育项目,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了更为深广的体育精神与人文精神。

  在新时代互联网语境之下,中国电影创作观念发生变革,随之产生了一批较好地平衡了电影商业性、大众性与艺术性之间矛盾的新主流体育电影,如《激战》(林超贤,2013)、《激浪青春》(梁柏坚,2014)、《破风》(林超贤,2015)、《羞羞的铁拳》(宋阳、张吃鱼,2017)、《谁是球王》(裘仲维,2017)、《我是马布里》(杨子,2017)、《飞驰人生》(韩寒,2019)、《攀登者》(李仁港,2019)、《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徐峥,2019)、《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宁浩,2019)、《夺冠》(陈可辛,2020),《超越》(韩博文,2021)等影片。

  回顾中国体育电影历史,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的体育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其生产创作仍然相对边缘化。尽管如此,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电影创作较之此前进行了新的尝试,也形成了诸多新变。因此,对21世纪以来体育电影创作生态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考察,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转型。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类型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的产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尤其在互联网媒介融合语境下,中国电影新力量崛起,电影界将由此产生的“新主流电影”概括为“在主旋律电影文化基础之上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3]中国电影创作一方面呈现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以日常化、人性化、细节化的表述策略弥合主流话语场域的内在裂隙,将主流价值融于个体体验以达成某种‘最大公约数’,在情感记忆、文化认同与在地经验的助力下,试图实现历史与当下空间的自由穿梭与认知契合”。[4]体育电影创作亦被纳入新主流电影价值多元化阐释系统之中,不仅其主题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开掘,其商业化模式与类型化创作也向着多元融合的趋势发展。

  在娱乐化浪潮席卷之下,国产体育电影充分结合市场风向与观众审美心理,从严肃、正统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开始向着一种由体育片、动作片、青春片和喜剧片的类型杂糅而成的“体育+动作+青春+喜剧”亚类型发展。例如,《头文字D》《大灌篮》《翻滚吧!阿信》《激浪青春》《破风》《谁是球王》等影片以赛车、篮球、体操、龙舟、自行车、足球等体育故事为依托,以类型杂糅制造视听奇观,将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好莱坞文化、日本二次元文化、香港动作片等文化元素拼贴重组,彰显充满热血的运动场面与青春反叛气质,使影片更富于亲和力和参与感,也为体育电影类型开拓了新局面。影片《少林足球》《功夫》《羞羞的铁拳》《飞驰人生》《超越》正是借鉴喜剧片、武侠片、动作片等类型元素,以丰富的电影视听语言与快节奏叙事展现了激烈的体育竞技景观,呈现了草根性、狂欢性、世俗化与物质主义的文化表征。

  与此同时,影片赋予了小人物摆脱绝望重获新生的荒诞喜感与励志色彩,其高度的巧合性与假定性叙事增强了影片的游戏感,使得影片成为体育运动、青春励志与浪漫喜剧的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创作主体与观众主体是生长于新媒体、网络、游戏、动漫等媒介现实中的一代。在融媒介叙事影响下,21世纪以来的国产体育电影往往被青春、怀旧、梦想、逆袭等情感因素为主导的细密独白与琐碎对话充斥,并通过夸张、幽默、恶搞语言宣泄完成对权威的抵抗,其情节强度和叙事复杂度呈现为弱化态势,具有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特性。

  伴随中国国力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国产体育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对于身体内部力比多的巧妙征用”[5],并彰显出新的文化身份与全球化想象。很多体育电影如《防守反击》《头文字D》《激战》《激浪青春》《破风》《攀登者》《夺冠》等在电影制作方面集结了两岸三地演职人员。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盛行之下的城市景观成为青年观众的理想之地,当下体育电影往往将赛场、训练场馆、生活环境等空间设置在全球各地,力图呈现跨地叙事与全球化想象。可见,国产体育电影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展现了当下中国更为从容不迫、追求合作共赢的开放姿态。

  还有一些体育电影创作与儿童片相结合,将中国不同地区的儿童成长、体育运动、团队精神联系在一起,呈现了中国儿童积极的时代风貌,也拓宽了体育片与儿童片的创作思路。例如,《我和乔丹的日子》《隐形的翅膀》《我是一条鱼》《买买提的2008》《闪光的羽毛》《梦之队》《少林四小龙》《棒球少年》等选择借助儿童视角,回归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积极作用,以节奏明快、轻松活泼的质朴风格打破了此前体育电影“为国争光”的严肃主题。体育运动之于中国民众具有健身、时尚、娱乐、社交等多重功能,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力图以儿童本位视角展现中国儿童的朝气与活力的尝试已经成为其强化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从而建立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

  此外,当下体育电影创作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根据真实人物事迹改编,这些影片将包含实证美学的纪实风格引入叙事之中。例如,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许海峰的枪》《攀登者》《夺冠》将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巧妙结合并转化为民族国家想象的内在动力,实现了代表国家意志的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在中国社会转型时代,这些影片从更深的文化维度和更为开放的视野讲述“中国故事”,凸显了包含家国情怀、历史记忆、现实观照与民族精神在内的中国本土文化内涵,由此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在笑声与泪水中激活观众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其人文关怀与现实力度向着更为深广层面开拓。

  二、微宏叙事、民间立场与反英雄形象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剧烈变革,体育机制、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体表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体育电影创作的重点与难点。这要求创作者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探寻人物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关联,触摸人类共通经验。因此,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往往不再直接以宏大叙事去诠释体育精神,而是多以较为个人化的微观视角来呈现体育运动带给个体的成长与力量,巧妙捕捉体育竞技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呈现体育精神的不同面向。

  有研究者将“以细微处入手而传达宏大题旨的叙事范式”概括为“微宏叙事”。[6]这种从普通人微观视角感知大时代脉动的微宏叙事已经成为当下体育电影的主要叙事方式。其内向化微观视角往往从运动员或教练员独特的人生体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记忆出发,通过体育运动将个体生命价值与国家利益建立起有效连接,从而使观众产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例如,影片《跆拳道》并非以传统意义的爱国主义作为其基本精神动力,而是将个人成长历程作为个体化的精神动机。再如,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述了中国短跑名将刘长春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克服艰难险阻只身赴美“单刀赴会”的故事。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支持刘长春参加奥运会,可是刘长春一个人肩负起民族使命。在此意义上,为民族争光并非作为唯一目的,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在影片中得到突出强调。影片《许海峰的枪》亦摆脱了英雄成长叙事模式,巧妙地捕捉了许海峰从一名普通的卖化肥的供销员成长为世界冠军的心路历程,塑造了许海峰沉稳性格与奋斗精神的张力,表达人物个体超越性理想追求。

  与此同时,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创作有意避开刻板化、概念化的“光环”叙事,而选择从人物个体内心出发,挖掘他们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不同侧面,并借由体育竞技运动开掘人性的更深层面,其所采用的内向化视角在本质上是一种平民立场的确立。例如,影片《闪光的羽毛》中的主人公文振天并非国家队教练,而是一名学习武术出身的民间教练,一位具有奉献精神的乡村教师,他是多名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启蒙教练。影片以一种内向化写实视角走进这位民间教练平凡而磅礴的精神世界,力图勾勒出他的命运起伏及其内里所蕴藏的无限力量。

  同样,影片《破冰》从一名基层体育教练赵红旗儿子的视点去讲述父亲的故事,呈现为一种真切的普通人视角下的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影片中父子之间情感关系的“破冰”建立在一种日常生活叙事之上,更为贴近观众的自然化、日常化情感状态,而其所蕴含的宏大主题沉潜于日常生活叙事中。再如,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和《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喜剧化地呈现了难忘的历史瞬间之下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与情感表达。无论是小男孩冬冬反复爬到楼顶手动寻找电视信号以保障邻里们顺利观看中国女排奥运会比赛直播,甚至为此错过了与好友的告别,还是油嘴滑舌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将珍贵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了汶川男孩,都闪耀着历史缝隙中人性的光辉。影片中“女排夺冠”与“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历史时刻作为背景而存在,普通人被推至前景成为平民英雄,其鲜活可感的微观细节被整合于宏观的历史叙述之中。

  当下国产体育电影的平民立场还表现在对反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开掘。反英雄形象超越生命奇迹的叙事建构了平民英雄与集体神话,也融合了主流叙事与个体经验。好莱坞体育类型电影创作往往以个人英雄主义为表征,以大众美学为理念,建构主人公历经曲折最终成功实现目标的模式。而近年来国产体育电影呈现为一种新的趋向,即在人物塑造方面赋予了体育人物新的价值与新的观念,在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塑造了一种情绪饱满、性格鲜明的反英雄形象。这些体育电影中的反英雄形象,即跌落至底层的体育运动员形象。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往往将体育运动员昔日的荣光与离开赛场后的现实窘境相对立,将其置于创业失败、众叛亲离的尴尬境遇与进退两难的悖论叙事之中。例如,影片《激战》《羞羞的铁拳》《飞驰人生》《超越》中塑造了程辉、艾迪生、张弛、郝超越几位反英雄形象,他们是失意的、落魄的、去理想化的体育运动员。离开赛场后的他们为谋生计苦苦挣扎,并在嬉笑怒骂中解构与嘲讽崇高价值。当下体育电影往往借助这些反英雄形象挑战传统认知和权威力量,以此回应当下现代年轻观众对于社会成功的理解。

  当人们在影院中体验这些反英雄为梦想重新拼搏的勇气之时,实际上也接受了激烈市场竞争之下人生的竞技逻辑。每一个个体都是竞技者,都渴望成为赢家,但却不可避免地接受不成功的命运,而身处于人生竞技场的每一位选手,都可以以找回自我与初心的方式克服困难重返赛道,这些反英雄形象提示了挑战自我的契机,以及重新获得力量的方式。然而,一些体育片中的反英雄形象呈现为小品化、脸谱化特征。虽然影片借助反英雄形象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有所触及,但是往往由于其缺乏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观照而将观众置于俗套故事与消费快感之中,这无疑消解了影片的温度与深度,甚至走向了文化抵抗的反面。

  三、身体景观的多元呈现

  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身体景观的建构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在此语境下,人们对身体的审美、管理与消费日益重视,身体被视为自我认同的核心、社会区分的标记以及阶级差异的象征。体育电影中的身体视觉形象往往直接诉诸其赏心悦目的表现力、动作性、冒险性、奇观性与可塑性,以契合消费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与想象。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提出了“三个身体”理论,即作为肉身建构的物质身体、作为文化建构的文化身体,以及作为技术建构的技术身体。[7]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在其创作实践中呈现了物质身体景观、文化身体景观、技术身体景观等身体景观的多重面目。

  在消费逻辑下,身体被视为一个象征系统,身体作为时尚社会符号被建构与生产,同时也意味着欲望、情绪等编码。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指出,“在消费文化中,人们宣称身体是快乐的载体:它悦人心意而又充满欲望,真真切切的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魅力、结实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换价值。”[8]进入21世纪以来,国产体育电影尤为关注运动员身体的高度、力量、速度、形态等既定物质身体特征,凸显人类身体“自然的”原始伟力与美感,将男性身体结实肌肉、流畅线条与强大力量作为身体奇观进行商业化征用。例如,《激战》《破风》《超越》等影片以主人公进行跑步、拳击、举重、骑行等高强度训练的蒙太奇段落呈现其肌肉健美、活力四射、身手矫健的身体形象。观众跟随摄影机捕捉与窥视男性角色在训练与比赛时超越常人的、富有感染力的物质身体景观,男性身体形貌在此已经成为被观赏与被消费的欲望能指。影片《羞羞的铁拳》将男女主人公因雷击而互换身体的假定性极端情境建立在身体排斥与性别冲突之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性别倒错之下身体形象的断裂及其由此差异而产生的喜剧感。

  另一方面,物质身体景观的呈现还包括对身体创伤与暴力损害的凝视。体育精神亦在于对于人类肉身极限的挑战,一种对肉身的规训通常意味着对身体的精神性进行调节与磨砺。21世纪以来,国产体育电影往往通过身体规训表现运动员超越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极限的不确定性,从而呈现战胜不可战胜之对手、完成不能完成之任务、创造奇迹、赢得尊严与荣誉的身体景观。例如,影片《跆拳道》主人公刘立在决赛中被反复踢倒又站起,当她的左臂被踢断,她忍住剧痛将左臂别在护胸里继续比赛,其身体爆发了惊人的力量而成为了令人震撼的视觉奇观。影片《激战》也有相似的表达,昔日的拳王程辉落魄不堪,为了生活他孤注一掷参加综合格斗比赛,在肉身对抗中他已经血肉模糊,而在被对手牢牢锁死的关键时刻他克服巨大痛苦主动将大臂脱臼,给对方致命一击,反败为胜。再如,影片《攀登者》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员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在高寒、缺氧、狂风、雪崩等极端自然条件下,攀登者搭建人梯,因为冻伤而失去小腿甚至生命。这些人类挑战生命极限与自然极限物质身体景观,凸显了运动员以顽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技能克服身体疼痛与局限而实现超越自我的过程。

  当下国产体育电影中的身体亦不可避免地铭刻着意识形态的烙印,因而往往呈现为一种负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中国家形象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身体景观。在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中,刘长春在太平洋风雨飘摇的船上如痴如醉地奔跑训练,在美国洛杉矶拥挤的街道飞奔向奥林匹克开幕式现场,以及近距离短焦距镜头拍摄他奥林匹克赛场上拼命奔跑,多重疯狂“奔跑”的身体意象叠加构成一个具有丰富意涵的文化身体的定格。影片《夺冠》以女排运动员身体动作作为主导动机,将其刻苦练习举重、接球、扣球、拦网、抛球等动作与因训练而伤痕累累的身体反复展现,在此身体已经成为“女排精神”的载体,指向的是强健的体魄、不屈的意志与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三代女排运动员不同的训练方式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对身体更为科学的训练与疗愈也是新时代中国自信力增强的写照。

  与此同时,当下国产体育电影中多样的体育运动蕴含身体不同姿态的技术美感,运动员身体技术能力及其所在的体育空间共同构成引人入胜的场面。正如有论者指出:“不同体育活动的身体物理张力的技艺倾向形成各具个性的视觉样式和景观结构,因此,体育电影的构图,往往要选择性地塑造最能体现动感身体的景观场。”[9]不同体育活动要求的量化准则经由电影语言加工变幻成为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影像表达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动感的技术身体景观。例如,在影片《头文字D》中,主人公们驾驶风驰电掣的赛车在秋名山上弯道漂移,便是一种充满高风险、高强度的、挑战人们生理、心理、物理的技术身体景观。在影片《翻滚吧!阿信》中,体操运动已经融入阿信的生命,即使他成为街头混混,也没有改变对体操的热爱,其技术身体景观的力量与美感的呈现完成了一个“长短脚”的少年实现梦想的励志故事。影片中阿信在水闸门上借助栏杆空中翻腾、撞球台上的鞍马动作、舞厅里斗舞段落的空翻,打斗中使用了滚翻、腾跃、旋翻等体操动作,结合动感音乐、逆光、摇镜头、甩镜头等电影语言共同呈现了一系列鲜活动感的技术身体奇观。在此意义上,当下国产体育电影中技术身体景观也可以视之为人类对追求极致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技巧之美、勇气之美的永恒渴望。

  结语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电影创作产生了诸多新变,其变化主要体现在自觉的类型融合、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多元身体景观呈现等方面。然而,当下国产体育电影的类型杂糅、文化融合、自我重复的创作方式容易导致其内在叙事动机与叙事节奏遭到破坏,其断裂化、碎片化的多重文化表达难免失去准确定位,由此导致体育片内在吸引力亦被稀释,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产体育电影打造经典作品的创作格局。在电影生产模式日益走向成熟的今天,中国体育电影艺术表达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尤其在真实感、趣味性与人文关怀的融合方面尚待进一步提升,其创作观念、想象空间与哲学维度亟需注入革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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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可私聊:19829677139同微信夏老师

  《新美域》省级,知网,月刊,2022年4期,22年5-6月见刊

  3版5500字符+1幅图,纯字5700字符。

  主收:一切绘画、书法相关、艺术、篆刻、美术教育、雕塑、手工艺、陶瓷等

  有意者可私聊:19829677139同微信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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